从〈黎明期的台湾〉走向「中国改造论」
——由许乃昌的思想经历看两岸变革运动与论争（1923-1927）*

邱士杰**

摘　要：本文将首先以「中国改造论争」主角之一的许乃昌为对象，以现有的文献与史料考证为基础，先将他在1923-1927年之间的经历勾勒出概略的轮廓；并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许乃昌与相关著作文献为材料，在两岸变革运动论争的脉络下，考察他在一九二○年代的思想发展以及早期台湾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两岸社会变革的看法，及其经历与思想在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许乃昌、中国改造论争、国民革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目　录

引言
一、许乃昌在一九二○年代的活动概述
二、1923~1924年(I)：呼唤新文化与革命
三、1923~1924年(II)：平社与《平平》
四、1924年底：〈黎明期的台湾〉
五、1926~1927年：「中国改造论争」
六、结语
附录一：关于许乃昌的笔名
附录二：许乃昌著作年表（1923~1927）

引言

　　 1926年8月至1927年2月间，因陈逢源（1893-1982）与许乃昌在《台湾民报》的讨论而引发的「中国改造论争」，是台湾思想史上长期为人所忽略的事件。一如1928年后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那样，无论左右，与论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讨论如何改造当时的中国、讨论马克思主义原理论。这在台湾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组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脉络下，革命运动与论争之间，总有互为因果的微妙关系。一九二○年代初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结与建党；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至于台湾的「中国改造论争」，连温卿（1895-1957）指出：

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湾文化协会改组后，极其多忙长成起来，遂见有两个潮流的对峙，先是为改组以前，即有由中国改造问题，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的论争，亘三个月间，而双方的主张：台湾有资本主义也是没有？很引起一般社会的留意……因为有这两个潮流磅礡了台湾，送给台湾文化协会酿成分裂的动机，而使民族主义者总退却，即结成了势力组织着「台湾民众党」，以和台湾文化协会对立，自是以后，从来少数者的运动，即变作大众的运动……^[1]

然而，若把翁泽生（1903-1939）与蔡孝干（1908-1982）也算进去，与论者亦不过四人。而且论争主要还是集中在陈、许之间。因此，考虑客观形势的可能影响之外，还须考虑与论者各自的思想发展与经历。地主阶级出身的陈逢源，是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重要干部；作为许乃昌质疑的对象，其自言曾受日本「支那改造论」的影响。^[2]许乃昌、翁泽生、蔡孝干则是当时少数留学大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组织起来的台湾知识分子。许乃昌不但留学过大陆与苏联，甚至还是上海及东京的台湾左翼学生组织的重要组织工作者之一；这些组织，正是灌入实现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化动力的源头。仅从这里来看，当《台湾社会运动史》^[3]论及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之起源，就首先点出其思想与组织源流由岛外产生、点出这些有着大陆、苏联或是日本经验的台湾人所起的关键作用，便已十分值得思索。

　　 一般而言，运动开展的初期不会有太多参与者，多是少数「个人」有限的集合。「个人」的经历是否能「以小见大」地反映运动发展的脉络，取决于这个「个人」在运动中参与组织与思想工作的深入程度。程度越深，「个人」的经历不但可能「以小见大」，甚至还能「以人系事」，将一个时代推演的主线描绘出来──正如马、恩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意义那样。更别说台湾共产主义的运动的先驱者本来就很少，不可能将「个人」截然地排除于研究对象之外。以此综观台共建党前曾出现的台湾左翼运动关系人，除了后来参与台共建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谢雪红、林木顺等）能有持续的组织关系与运动经历，大多数很早就退出运动，甚至走向反面（如彭华英、谢廉清等）。在这些关系人中，似乎只有一个人符合前述标准，不但可以贯穿建党前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能将这段历史向前推进至二○年代极初期；这个人，正是许乃昌。

　　 因此，本文将首先以「中国改造论争」主角之一的许乃昌为对象，以现有的文献与史料考证为基础，先将他在1923-1927年之间的经历勾勒出概略的轮廓；^[4]并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许乃昌与相关著作文献为材料，在两岸变革运动论争的脉络下，考察他在一九二○年代的思想发展以及早期台湾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两岸社会变革的看法，及其经历与思想在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意义。

一、许乃昌在一九二○年代的活动概述

　　 许乃昌，彰化市人，生于1907年，家中排行长男；^[5]父亲许嘉种（1883-1954）是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在彰化地区的领导干部，更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健将。^[6]或许正是其父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家庭背景，促使许乃昌在二○年代初期选择回到大陆去求学，至少在1922年便已经在上海，^[7]并于1923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8]他进入上海大学前的活动尚不可考，目前相对可以确定1923年4月前后，许乃昌曾在南京待过。此间他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所发行的《台湾》以及《台湾民报》上陆续发表了：〈欧战后の中国思想界〉、〈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文章。^[9]大陆思想界与革命的新形势也透过这些文章被首次介绍到了台湾。

　　 许乃昌所就读的上海大学，是一所国共合办、中共主导的革命学校，培育出许多重要的中共、国民党、乃至日后台湾共产党的干部，时称「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他所修习的社会学系（另名为社会科学系），在首任系主任瞿秋白（1899-1935）的领导下，是当时上海大学最活跃的科系。许乃昌可能正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虽然许乃昌从入学到1924年8或10月间被派到苏联学习之间差不多只有一年。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发起了上海台湾青年会（1923年10月）、上海台湾人大会（1924年1月）、组织台湾与朝鲜人的「平社」（1923年底至1924年3月间组成）^[11]、「台韩同志会」（1924年6月），^[12]平社并发行机关刊物《平平》旬刊。这段期间，他在《中国青年》^[13]上发表了〈友邦〉，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评论）婚姻制度的进化概观〉、在《台湾》上发表了〈沙上の文化运动〉，以及发表于《平平》旬刊的〈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第二次限制军备会议〉、〈日本对台湾的武装大示威〉等文章。

　　 1924年夏天，许乃昌离开了上海大学。7月中旬，他参加了东京台湾留学生的夏季回台文化讲演。同月23日晚，他在彰化座以「社会改造之一考察」为题发表讲演，并遭中止。^[14]回台讲演的许乃昌，更在陈独秀（1879-1942）的推荐下，^[15]以中国人的身分进入苏联学习。^[16]1924年底，〈黎明期的台湾〉一文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17]被《台湾社会运动史》视为「被赋予指导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之使命」^[18]而赴苏学习的许乃昌，能在当时已经改组为中共理论刊物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这篇文章，并由原任《新青年》季刊主编又是许乃昌系上老师的瞿秋白于文末提出响应与批评，^[19]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黎明期的台湾〉综合了许乃昌此前大部分文章的重要观点、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平社」同人的理论认识，可以视为许乃昌赴苏前的思想总结。

　　许乃昌在苏联有些什么样的经历，目前所知几无。^[20]谢雪红指出，许乃昌曾去找过人也在苏联的日共领导人片山潜，而许乃昌在苏联待了半年后就脱党而去。^[21]谢雪红的说法，增加了考证许乃昌留苏起迄时间的复杂性，但似乎也间接地说明了许乃昌的组织关系。无论如何，许乃昌在1925年夏天由苏返国之后，随即转往日本东京，进入日本大学就读。^[22]在此期间，他曾赴上海参与发起「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5年12月）。赴苏之前，许乃昌在上海所参与发起的团体，并不都有社会主义色彩，对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态度也不一样。比方上海台湾青年会就属于改良主义的团体，「平社」则明确标举革命的旗帜；但是以上两个组织「对台湾革命运动只停留在研究、宣传、煽动等，一直未脱离启蒙运动领域。」朝鲜革命者主导的「台韩同志会」则有着相对激进的行动。^[23]

　　 不过，1925年连续发生了孙中山（1866-1925）逝世、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还有革命军东征等事件，全国反帝群众运动高潮应声而起。许乃昌在上海所参与发起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便在当时的革命风暴下继承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在组织青年上的功能，并发生路线上的转折：

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认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向来的民族自决运动，采取否定的态度，组织也发展到纯共产主义系统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的阶段，因此，没有人再垂青上海台湾青年会，再兴运动也自然无疾而终了。^[24]

明显左倾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正是台湾共产党的两个组织源流之一。虽然许乃昌的工作重心，主要摆在后来成为台共另一组织源流的日本东京，但显然赴日之后的许乃昌仍在上海继续参与一定程度的组织工作。先前自行「解党」的日共，经过1925年1月共产国际下达日共再建的决议后，同月的上海会议开始进行再建，但直到1926年2至3月共产国际再次下达日共再建的具体决议之后，12月才召开了党的再建大会。^[25]1927年5月20日，渡边政之辅（1899-1928）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提出「与殖民地的运动，特别是与第三国际朝鲜支部及台湾的新组织运动进行组织性合作」的方针。6月7日，德田球一（1894-1953）亦提出「为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要积极地协助殖民地的各解放组织」的意见。^[26]1926年1月，许乃昌等台湾留日学生透过东京帝大新人会^[27]的指导，组织起名为「台湾新文化学会」的团体，打入东京台湾青年会：

［许乃昌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六月，返回上海，同年八月赴东京，挂学籍于日本大学，再与日本共产主义者连络之下，对于台湾青年的左倾化，扮演指导性角色，且保持与岛内文化协会之间的密切联络，扮演发展本岛共产主义运动的角色。^[28]

［许乃昌从］大正十三年［1924年］八月到苏联，进入莫斯科某共产主义学校，至翌十四年［1925年］六月间为止，一直在该校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具有这种经历，他便成为这一团体的思想重镇。这些学生在帝大新人会的指导下，定期聚会，逐渐显示出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然后进而实践共产主义的行动倾向。^[29]

　　1926年中，许乃昌曾引介农民组合的简吉与赵港与日本劳农党的领导人布施辰治与大山郁夫会面。^[30]同年底，许乃昌及他所参与的东京磺溪会（彰化同乡会），举办「全岛雄辩大会」，展开了他在岛内的启蒙工作。^[31]正当作为「思想重镇」的许乃昌开始「扮演发展本岛共产主义运动的角色」之时。以他与陈逢源为论战核心、加上翁泽生与蔡孝干的参与，在《台湾民报》上爆发了「中国改造论争」（1926年8月-1927年2月）。许乃昌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驳陈逢源氏的中国改造论〉与〈给陈逢源氏的公开状〉两个系列的文章。与此同时，文化协会也于1927年1月发生左右分裂，台湾左翼从上海、东京两个方向展开组织化的进程也迅速步入轨道；或许可说，这场论争本身就预示着左右分裂的前途。

　　3月28日，许乃昌等人在东京台湾青年会的春季例会上决议设置「社会科学研究部」，并在4月24日秘密举行社会科学研究部的成立大会；到了10月30日，社会科学研究部便占领了东京台湾青年会。其后，由于1928年3月15日发生对日本共产党进行的大检举，为免遭波及，社会科学研究部便独立为社会科学研究会。^[32]

　　在苏新（1907-1981）领导之下、为实现台共建党而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927年底成立），随即在4月15日派遣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陈来旺（生卒年待考），参与了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9月23日，「马克思主义小组」转型为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此后，作为台共组织在日本之源流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系统，逐步转化为台共的大众团体。^[33]

　　 虽然直到1929年1月，许乃昌都还在台共东京支部指导之下的、从社会科学研究会改组而来的台湾学术研究会，然此形同外围──这也是《台湾社会运动史》对许乃昌的最晚记载。至于曾经是东京左翼学生之「思想重镇」的许乃昌，为什么不但没有直接参与台湾共产党的建党，甚至还居于外围，或者是否加入过台共，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以提供解答；或许甫建党便被迫转入地下的台共，不能直接纳入许乃昌那样公开的活跃份子。1930年10月，许乃昌与父亲许嘉种、赖和（1894-1943）等人，在彰化发行《现代生活》杂志，其创刊宗旨与内容便已与社会主义颇无联系。^[34]从《新台湾大众时报》严厉地指控《现代生活》与《台湾新民报》连手攻击左翼来看，许乃昌与当时台湾左翼间的关系显然也颇值得考虑。^[35]1932年1月，许乃昌的父亲许嘉种曾向主办《台湾新民报》的林献堂（1881-1956）说情，希望能让他许乃昌到《台湾新民报》当记者，虽然林献堂「恐其左倾思想不适合于报社之方针」，但许嘉种却也保证「理想与现实不同，乃昌颇能了解，当不至盲进。」^[36]此后许乃昌确便投身《台湾新民报》、彻底地专注于新闻、文化、甚至工商事业，直到光复。

二、1923~1924年(I)：呼唤新文化与革命

　　 许乃昌前往苏联之前所写的文章，在台湾史上创下许多「第一」，起了思想启蒙的先驱作用。〈欧战后の中国思想界〉是台湾第一篇介绍二○年代初期大陆思想界状况的文章。当时「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刚结束，改良主义者与社会主义革命派各以组织的形成或人际之间的分化作为论战总结。^[37]身处于「激烈赤化中之中国」的许乃昌认为：

在行动──○○［革命］──之前，总是有思想作为先驱，欧战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态是极端的混乱，而其倾向却是愈发向着左边而去，当我们对中国现在的国情加以研究，对于这种左倾的思想状态加以观察之后，一定很容易地可以看出，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赤色第四阶级的革命。^[38]

他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各派别的介绍其实相当简单，但就像杨云萍（1905-2000）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评价那样：
这遍［篇］虽是很简单的，却是介绍了中国文学运动的整个情形到台湾的最初的一遍［篇］。不过他只是介绍而已，并没有绩［积］极的主张到台湾文学自身的问题。^[39]

　　「只是介绍而已」──正是上面两篇先锋性文章的共同特色。但1924年2月发表的〈婚姻制度的进化概观〉就不一样了，被王诗琅（1908-1984）称之为「台湾出现马克思主义之嚆矢」^[40]的许乃昌，将上大社会系中所学习到的社会进化史化入文中，^[41]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介绍到台湾的第一次。他在这篇文章中呼唤着革命：「人类的婚姻史，一定随着共产制度之成立而发生一种新动力，而向着神圣的新社会秩序进展！」^[42]

但以上的文章多是介绍大陆上的思想状况而已。当视角转回台湾，发表于1924年5月、被连温卿视为「要求大众文化的萌兆」^[43]的〈沙上の文化运动〉进一步指出，「五千年的文化已经奄奄一息，建筑在沙滩上的文化运动已经没有前途。」^[44]至于台湾人民所必须现实面对的「日本资产阶级文化」，许乃昌谓其不过已近死期。于是，拥抱新文化、粉碎旧文化与日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就将他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揉合为一体。^[45]当时的许乃昌，或许就像恽代英（1895-1931）在《中国青年》所回应的一位台湾青年，正痛心于「一部分无智的台湾人」受日本人策动而在中国「忽视中国国权，倒行逆施，肆行无忌」，使两岸人民「不能亲睦」。^[46]也或许像郭沫若（1892-1978）在《创造》季刊上所回信鼓励的台湾青年S君，想要「遥飞祖国，向文学煅己一身，欲为个真个的中华人。」虽然，S君未必是许乃昌，S君所欲遥飞的祖国也「已不是古时春花烂漫的祖国」，而只是「冢中枯骨的祖国」。然而，正像郭沫若所鼓励的，「人只怕是莫有觉悟。一有觉悟之后，便向任何方面都好。」^[47]

　　 「便向任何方面都好」──赴苏前的许乃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更直接联系到台湾社会变革的视线，从对文化发展的关心延伸到革命运动，并介绍到台湾。1923年底至1924年间，由朝鲜与台湾革命者成立的「平社」，正是许乃昌亲身走向以殖民地解放为总目标而开展组织工作的第一步。

三、1923~1924年(II)：平社与《平平》

（一）平社与《平平》复杂的政治倾向

　　 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许乃昌所参加的「平社」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平社」及其机关刊物《平平》旬刊（现存1924年4月至6月间出版的一至九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台湾左翼团体与刊物。就组织存在的时间来看，设于上海的平社与北京的新台湾安社几乎同时，^[48]而新台湾安社正被《台湾社会运动史》视为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起源。两个团体出现于同一时间，或许只是偶然，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组织）联系。然而两个团体之间却确实展现出某种共性，即平社所反射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平社」这样的名称首先就是一个例证；其〈平社简章〉谓己「以研究现代学术介绍世界思潮图实行人类互助为宗旨」^[49]，更突显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诉求（「人类互助」）。除了这样的「自我表述」之外，当时大陆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也曾为其宣传，引之为同志，显然其无政府倾向也是「多方认同」的。^[50]

　　 然而，平社与《平平》却不是一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或刊物。平社与《平平》同人来自台、韩两地，包括重要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家吕运亨（1886-1947）^[51]、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许乃昌自己、以及日共领导人佐野学（1892-1953）等，后期的《平平》甚至还有呼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篇译稿。就其指明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着手组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无疑意味着此一任务已然提上台湾革命的日程，「平社」自己则恰恰是此一进程的前奏。^[52]所以，《台湾社会运动史》谓「该社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53]，固应有其所据。可是，《平平》甚至也有攻击共产主义或苏联的言论，这就显示平社的政治倾向颇为复杂。虽然很难断言「反共」言论的基础是无政府主义，但可以确定各种在《平平》中相互矛盾的文章只是「各说各话」，而非「相互交锋」；这才是多种倾向并存的实际状况。

　　 不过，《平平》同人也有一致的见解，这种一致性正表现在他们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看法上。值得注意的是，积极讨论台湾问题者均有共产主义的倾向。

　　 以他们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态度来说，连温卿曾以《平平》创刊号（1924年4月1日）的〈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许乃昌，笔名「沫云」）^[54]与〈台湾怎么样了？〉（署名「真一」 ^[55]）二文为例，指出前者反对议会运动，后者「则有相反的意见」，^[56]这样的比较彷佛意味着两种倾向也并存于平社（乃至整个左翼）之中。但现实却是：所有在《平平》中讨论议会运动的文章（包括撰文颇多的「真一」自己）都对议会运动持否定，乃至极端否定的态度。^[57]《台湾社会运动史》也指出，平社曾向林献堂传达反对议会运动的意见。甚至，早在平社成立之前，许乃昌发表于《台湾》的〈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便全面地抨击议会运动与热中此道的台湾资产阶级：

如果台湾议会真的开设了，也不会是全台湾人的解放，而只是特殊阶级［资产阶级］的解放，是迄今为止独占台湾利益的日本资本主义与新兴台湾资本主义的妥协，是否会共同强化对于台湾无产阶级的剥削则更令人忧心。^[58]

　　 不过，后来发表于《平平》的〈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对台湾资产阶级就有稍微温和的评价。此时正在治警事件（1923年12月16日）之后，或许台湾资产阶级的被弹压赢得了一点同情：

到了近来因受日本资本主义侵掠入的结果，从来的宗法社会便起了阶级的分化，而必然地产出新的资产阶级来了，而这个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和那独占台湾经济利益的日本资本主义，利益完全相反，因此台湾资产阶级随其本身的发展，也就渐渐露出些反抗日本的统治的面目来了……可是台湾资产阶级还是在那举步的幼雅［稚］时代，所以也就不能像印度韩国等处作比较上革命的行动，而只在于所谓『台湾议会』的参政权运动恋恋不舍而已。^[59]

 （二）在殖民地台湾进行民族运动的理论根据：「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

　　 「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的平社，对于「民族运动」的论述总联系着阶级问题。比方许乃昌说：

……实际上一个台湾议会是不能给予我们什么利益的，无论你再磕几百个头，若要日本资本帝国主义给我们一些幸福，那简直是水里捞月！我们须要这样：第一对内谋全民族的极巩固的团结，第二对外和劳农俄国日本的被压迫阶级和中国韩国等处的被掠夺民族们结国际的联合，形成反帝国主义的大同盟团体，做最革命的鬪争！^[60]

　　 不过，上面的说法至多只是说明了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为什么应该联合起来（因为「实际上一个台湾议会是不能给予我们什么利益的」），但是这样的联合是什么？要如何联合？上面的说明显然并不充分。在现存的《平平》中，最明确地表述这部份问题的几段论述，表现在以下几篇文章中：尹苏野，〈韩国的民族运动〉（创刊号）；真一，〈再谈台湾问题〉（第2期）；真一，〈台湾的人造地震〉（第4期）；贞，〈台湾在五一纪念日的意义〉（第4期五一纪念特刊）。其论述要点如下：

　　 第一、殖民地的经济状况由被日本资本主义所决定与支配，无法自力发展资本主义：

 （真一a）……我看若是长久下去，保不住十年二十年之后，台湾三百多万人民，怕都要变成日本资本主义脚下的无产阶级劳动者。^[61]

 （尹苏野）然而在韩国土著的产业，为日本政治的压迫，与资本的竞争；自其自身农业，手工业，圆滑推移到都市大工业，绝不可能。故幼穉的韩国资产家已无发展余地。而韩国劳动者却可怜呻吟于二重榨取之下。……韩国的经济现状，即是日本的直接延长。^[62]

 （贞）因为［台湾的］资本主义还不曾发达完全……并且台湾受了日本的政治掠夺，受了日本资本家的无形榨取。^[63]

　　 第二、殖民地的资本家与无产者（或劳动者）间的差异很小，不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独立的阶级，彼此间也不会产生阶级斗争：

 （真一a）就现在的台湾而言，虽然有些中产阶级（财产至多不过一二万万），他们也不过是日本资本家的走狗，他们也禁不起被榨取的痛苦，正在呻吟之中，他们的运命也渐渐的向无产阶级的路走。他们的财产是一天一天的消耗，所以现在台湾是分不出什么资本家和劳动者，自然而然台湾的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争鬪是不成问题的。

 （贞）……比起日本的第四阶级。中国的劳动者也不见什么大区别。

 从而尹苏野得出结论认为，民族运动是直接必要的：

 （尹苏野）韩国无论资本家，无论劳动者，各不能以自身力量形成独立阶级。仅仅是以民族而论，都是被压迫者，［被］榨取者而已。所以在韩国今日的运动，为一民族运动。

　　 第三、虽然殖民地的资本家与无产者（或劳动者）间的差异已经很小，但还会更小：日本资本主义在台湾的不断发展将导致殖民地的阶级差别，朝着被奴役的方向消失：

 （真一b）……照目前状态演译［绎］下去，不仅女人会全为奴隶，男人也很可虑……所以当欧战初终时，经济膨胀得过甚，都还不觉苦：及至经济反动袭来，所谓台湾资产家遂一变而为中产阶级，再变为破产者。^[64]

 （贞）台湾受了日本的政治掠夺，受了日本资本家的无形榨取，穷人要渐次无立身之地，从前的发财人也要变到与穷人同等地位。

　　 那种阶级差别的消失，导致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于是阶级运动将与民族运动相重合。因此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就是将来的无产阶级，为了团结他们，自应把反对他们的阶级运动转化为团结他们的民族运动；当民族运动成为日本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又将是一个阶级运动、阶级斗争：

 （真一a）假使将来有阶级争鬪发生，就是不外乎台湾人全体和日本资本家的争鬪。为什么呢？现在台湾的有产阶级已经渐渐保不住他们的财产，结果现在的台湾人全体就是现在和将来的无产［阶］级（现在台湾有产阶级也是日本资本家的一种劳动者）因此在现在台湾讲资本家就不外乎，在台湾的日本人资本家，台湾总督府就是他们资本家的大本营。总括一句；台湾的阶级运动就会变成民族运动，以后的台湾除了民族运动是没有第二个运动，就是台湾只有驱逐日本人的运动……

　　 第四、相重合的阶级运动与民族运动，可以联系社会主义革命：

 （真一a）台湾也是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当这印度高丽，比律菲利宾，诸弱小民族都在猛烈地进行他们的独立运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台湾若再起来和他们相呼应，做个东方弱少民族的大团结，我们东力［方］的社会革命，就快在眼前，世界的革命也就很有希望了。

　　 上述引文中的「真一a」诸段实际本是前后完整相连的一大段，其它作者的论点相较之下则较零碎、只能个别地涉及此四大要点。可以说，「真一」对于「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论述是《平平》中最完整的。若再更细致地分析，上述第一至第三点便已经导引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观点，联系至第四点则进一步指引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首先，就「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而言，此前佐野学曾有类似的看法，即所谓「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65]虽然他也反对「小资本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民族运动」，但他明确地区分出阶级运动与民族运动的不同，更无论证阶级运动会与民族运动相重合。因此，佐野学与《平平》同人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尽管相似，《平平》同人在此一观点上或许更拥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

　　 其次，就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而言，许乃昌早在〈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就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甚至直接从第一点来论述殖民地的革命性质；并同佐野学一样，在论述上略过了民族与阶级问题：

 （许乃昌）就算台湾的经济发展相当的落后，但从日本的资本主义状态来估计，就算台湾人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一气呵成地跃入新社会的可能性。^[66]

 （佐野学）……在社会强于倾向国际化普遍化的时代，一社会的跳跃的进化是很可能的……假使有人要待中国的社会到资本主义成熟了的日子以后，再着手共产主义革命，这样的思想实在是机械的，绝对不配说是实行的革命。^[67]

　　 《平平》对于殖民地革命性质的探讨其实不多，但都直接指向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宣传重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团结起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日反帝的「民族运动」。《平平》同人眼中的日本及其殖民地，是日本资本主义支配之下必将产生极端两级分化的一个整体，就像《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图景那般。^[68]可是，他们所强调的两极分化，却不是指台湾人民内部能产生资本主义下之阶级分化，而是以均质化的台湾人民（比方真一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作为此端之一极，与彼端另一极的日本资产阶级相对立。因此，把运动的团结范围从无产阶级扩大到整个民族自不可避免，而资产阶级便在理论上被纳入革命动力之中。当然，这里只是直接粗略地从资产阶级的「整体」是否具有革命性来考虑，「民族资产阶级」这般细致的范畴在这里是不需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如果均有无产阶级化的前途，那么他们自然都是可团结的、是「民族」的──虽然这种被赋予的「前途」对于资产阶级自己而言，不见得是现实的，而可能仅是理论的（更不见得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台湾社会运动史》指称平社与蒋渭水有密切往来，或许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无论如何，《平平》同人们的看法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差异之处。或可相互发明补充、或者有所出入矛盾。如何正确认识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之联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以直接进行的问题，并不只是当时的台湾与朝鲜革命者所需处理的。在大陆上、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一个将这些问题初步联系起来的理论与运动正在成形与发展，那正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其内容的「国民革命」；两岸解放运动的迫切形势迅速迎来了两岸革命者的对话、突显了更多问题。

　　 问题，须待〈黎明期的台湾〉给予回应。

四、1924年底：〈黎明期的台湾〉

（一）许乃昌所延续的主张，与瞿秋白的批评

　　 〈黎明期的台湾〉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4期「国民革命号」。文章第一节至第三节，仅概略描述了马关割台前的台湾史（然而文中记载屡误^[69]）、经济现状、政治压迫。自第四节「文化状态一瞥」与第五节「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开始，则开始评价台湾资产阶级的性质。许乃昌延续〈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的观点认为：

到了近年，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又必然地培养出反对他自己的新阶级出来。这便是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

前面已经说明，本来在日本资本主义高压下的台湾，自身差不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言，然而在小工业和商业方面，却也有些微的发展──自农业到商业、小工业的发展。于是乎新兴的台湾小资产阶级便成立了。而这个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和那独占台湾经济利益的日本资本主义，其利害自然完全相反……^[70]

　　 接下来的部分继续抄录〈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但他补充认为，「再看最近形势，台湾议会的运动无形中已经消灭，于是台湾小资产阶级的非革命的半自治运动也就告终了。」最后的第六节「台湾与社会革命」，则对台湾的革命性质提出意见。正如他在〈欧战后の中国思想界〉所说的，「在行动──○○［革命］──之前，总是有思想作为先驱。」^[71]此时此地，虽然台湾的资产阶级运动业已「告终」，但「思想的前驱已经走到社会主义了」，台湾运动的目标将是社会主义革命：

有人说：「现在的东亚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社会革命之前，应该有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中国如此，印度如此，台湾也应当如此。」

是的，现在的中国，当然非举行全民族的国民革命不可。然而在台湾却不应当这样。原来台湾的资产阶级是极幼穉的，并且将来也没有发展可言。现在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落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渐渐变为无产阶级，这样而至于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

一方面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便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朝鲜和台湾的无 产阶级运动，是一个整个的东西。日本朝鲜和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应当站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应当自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出发。

这样台湾的解放运动应当超越「国民运动」，而参加全日本的社会革命运动了。台湾解放运动的意义，不在第三阶段而是在第四阶段了。我们要看的并且应当看的，是全台湾人的解放，不是特殊阶级的解放了。^[72]

　　 上述见解几乎总结或综合了其过去著作、乃至所参与团体之观点，部分行文甚至是直接抄录改写的。就继承的方面来说，他指出考察的基础必须从日本资本主义来出发﹔指出台湾资产阶级有其发展局限，有一定的进步性与软弱性；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之观点。就发展的方面来说，他明确指出革命对象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动力将是日、朝、台的无产阶级；并对「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做了更清楚的说明。

　　 在这边文章所附的〈记者附志〉上，署名「记者」的瞿秋白对之提出了批评：

……沫云同志的结论，说台湾将不要经过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国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未免有点左穉病……因为在现时的台湾状况之下，在最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台湾，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谈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此时的台湾，正是应当作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台湾，而还未到作单纯的无产阶级时期的台湾。^[73]

　　 就批评而言，瞿秋白只强调革命有其阶段性、先进行「国民革命」，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普遍性的「国民革命」不但适用于大陆，也适用于台湾。作为国共合作之产物的「国民革命」，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解释；但对当时的中共而言，「国民革命」的本质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简称「民主革命」^[74]）。如果民族与阶级问题是台湾左翼自始便急欲解决的对象，那么台湾革命性质问题则在此正式浮上台面；如果许乃昌要的是俄国十月革命，那么瞿秋白所要的，就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二月革命。

（二）「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

　　 不过，瞿秋白并未在响应中批评许乃昌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似乎瞿秋白并不认为那种观点只是空言。一如李大钊（1889-1927）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也把中国看做是被「世界的资产阶级」所压迫的「世界的无产阶级」一样。^[75]然而李大钊的此种见解首先只是一种比喻；对于许乃昌与《平平》同人而言，「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不但既现实又必然，甚至还有直指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作为其形式的「国民革命」）的可能。

　　 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在理论上联系起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在「极小化」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还创造了团结他们的理论基础。然而，如果过分期待所有人都成为无产者之趋势，就可能连带取消现实的、所占少数的台湾无产者之主动性与运动领导权；反而可能使殖民地资产阶级在这种机会主义的理论倾向下夺取运动领导权。同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就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在运动以「国民革命」的形式展开之过程里，共产国际给中共立下「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虽说日后渐次出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观念，^[76]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恰恰证明那些观念只是纸上谈兵：因为中共从未实际夺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许乃昌与《平平》同人认识到，日本资本主义以遏制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来维持其支配地位，并导致相应的资本主义阶级分化不明显。这种认识的潜台词，就是殖民地阶级结构的主要性质实际属于前资本主义──但他们显然并未有此进一步的认识。或许，许乃昌与《平平》同人观察到日本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有普遍贫困化的趋势，然此现象之本质并不必然是「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而可能是前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被日本资本主义所长期维系。倘若现象等于本质，无异于取消科学本身；没有认识到这种维系作用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恰恰存在此种取消的危险。总的来看，虽说上述矛盾肇因于许乃昌与《平平》同人缺乏实际的阶级分析；但只要注意到殖民地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发展，就有可能进一步注意到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与作用，甚至日本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关系──即便此时的许乃昌与《平平》同人没能走出这一步。

　　 若要评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症候，或可参照曾出现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朝鲜延长论」。成立于1925年4月并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朝鲜共产党，^[77]由于的长期分裂与派系斗争、加上朝鲜半岛本地持续的白色恐怖，致使大量党人流亡满洲。当时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因为支配满洲的主要力量与朝鲜一样都是日本资本主义，所以满洲就是朝鲜的延长；换言之，朝鲜与满州都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延长。因此，在满朝鲜人应先反日帝，而非反对满洲当地的封建残余势力（中国封建地主与国民党军阀）。1930年3月20日朝共ML派满洲总局发表《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除了宣示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加入中共外，《宣言》更特别批判了「朝鲜延长论」，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也应反对满洲当地的封建残余势力。^[78]「朝鲜延长论」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打倒的敌人，却回避了封建残余势力，这就使民主革命被隐没或被取消。可以说，克服这些问题的《宣言》正是一份具有组织要求的民主革命纲领。而那个将台湾视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延长」、认为「应当站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应当自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出发」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或许正有同样的毛病。

　　 不过，在「社会性质」意义上的「封建残余」之类的概念（甚至包括「社会性质」本身）、以及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之间的关系，直到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才得到明确的说明讨论，因此也不能要求1924年的许乃昌就能运用、或精确运用那样的概念。比方，所谓「应当站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应当自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出发」的观点，实际上正有着社会性质分析的意义。然而，把台湾社会性质直接丢给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水平来决定，却又恰恰取消了社会性质分析本身。

　　 无论如何，从台湾与朝鲜的例子可以发现，即便处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脉络之下，民主革命纲领也并未直接贯彻在二○年代殖民地之共产主义者之中，许乃昌也是如此。否定民主革命普遍性的许乃昌，曾在〈黎明期的台湾〉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使命这么重大的台湾人呀！

要求解放的台湾人呀！

只有一齐团结到日本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去努力！

只有一齐归到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去努力！^[79]

　　 无论许乃昌是否加入中共，既然他早已确认共产国际以及中国、日本共产党才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否定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民主革命就成为一大矛盾。考察这里所出现的矛盾，必须从民主革命纲领的发展过程来分析。

 （三）民主革命纲领的发展水平﹕运动开展不平衡的东亚社会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脉络下的民主革命纲领之发展来看，除了1927年前后，曾因托季联合反对派对斯大林路线展开总体反攻而导致思想混乱及分裂之外，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期间（1919-1943），都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性质将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列宁（1870-1924）在1920年指出：

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在其发展底第一阶段，殖民地革命应当按照带有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点的纲领去进行，如分配土地等等。^[80]

　　 就是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殖民母国日本，也因共产国际认定日本天皇制政权的封建性格有特殊作用，所以日共自1922年建党以来的所有纲领都规定日本应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81]在中国，虽然1921年中共一大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却也随即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被共产国际所克服，转为民主革命纲领。甚至台共的1928与1931年两份纲领，也规定台湾的革命性质首先是民主革命。换言之，共产国际把民主革命纲领贯穿在东亚社会主义运动之中。

　　 虽然日共也是民主革命纲领，但日共除了必须同日本既有且混乱的社会主义思潮斗争，还必须同强大统一的天皇国家斗争。日本共产党在1922年7月成立之后，1923年6月便遭到了第一次「大检举」；1924年，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日共领导人不经共产国际同意而自行「解党」。在此逆境下，日共甚至连自己的纲领都不能传播到群众中，^[82]人在中国的许乃昌显然更难了解日共的民主革命纲领。

　　 当时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则有个发展的过程。中共二大改提出民主革命纲领之后并未立即系统化；关于纲领系统化的时间至少就有两种说法。曾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转变为中国第一批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郑超麟（1901-1998），认为是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83]周恩来（1898-1976）则认为是1928年6月的中共六大，「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即便「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当时对于民主革命的认识「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当大革命失败，思想混乱便马上出现。^[84]无论是中共四大或六大，都晚于〈黎明期的台湾〉成文的时间。或许可以解释许乃昌对于国民革命、乃至民主革命的理解何以不全。

　　 而且，当时的台湾尚未建党，共产国际的理论规定根本不可能藉由纪律而贯彻在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就算以中共党员的身分来要求许乃昌接受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规定，中共所可能提供的思想指导也有限。对于运动核心的瞿秋白来说，只须指出革命存在阶段性，便已足够。换言之，存在于许乃昌、中共、日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是运动开展的不平衡以及尚不成熟的民主革命纲领，当时的东亚社会主义运动也未以共产国际为核心而在组织发展上抟成一体。

　　 瞿秋白的批评其实还反映着当时中国思想界──或者中共──的另一次转折：如果二○年代初社会主义论战所提出的问题，是「改良」的资本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那么国共合作成形之际所提出的，则是一个现实的反思：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五、1926~1927年：「中国改造论争」

　　 1926-1927年之际发生的「中国改造论争」，乍看之下像是个没有太多前奏的事件，其实此前并非没有脉络可循。1925年2月的《台湾民报》，曾经转载了一篇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正以中国的改造为主题。^[85]这可能只是反映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心目中如何改造中国的态度，不过陈逢源讨论中国改造问题的动机正是日本人触发的。1926年4月，《台湾民报》出现了第一篇完整介绍当时中国国家主义与团体的文章。^[86]6至7月，则有三篇关于中国翻译事业的小争议，内容大多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状况。^[87]在后来的的中国改造论争之中，陈逢源的部份主张带着国家主义的色彩；许乃昌与陈逢源对马克思著作的不同翻译与诠释，则直接导致了论争的发生。

 （一）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论开始的争论

　　 争论的起点，来自于许乃昌与陈逢源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某些段落的不同翻译与理解。^[88]就理论的基础而言，陈逢源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没有「革命」因素的「社会进化主义」：

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分明是采取社会进化主义，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开剖，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非达到极点，断没有社会主义的实现了。^[89]

　　 这就导致他推导出「改良」式的结论：认为中国必先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超越阶段而届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许乃昌批评道：

陈氏所引用的马克司的话，是马克司的《经济学批评》的序文的一小节。但马克司的那节文，一经过了陈氏之手，便完全离开马克司自己的原意，而成为陈氏的创造了。我们台湾的学者，其言论不但和中国的张东荪、日本的田崎博士并肩、而且还会创造，这实在是我们台湾思想界的名誉！^[90]

　　 他认为，陈逢源不但译文有误，而且只是「生剥活割的拿出一小节」。于是另引马克思在同篇文章中的另外一段，^[91]指出马克思对于社会进化的看法「不仅仅是『社会进化主义』，而是说一切的进化必然要行向ÍÍ［革命］。」^[92]许乃昌与陈逢源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的交锋，首先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论的理解开始的。蔡孝干也批评道：「马克斯的学说不是进化的，而是革命的。因为马克斯的学说是革命的，所以难得受资产阶级的理想家所容纳。」^[93]人在上海的翁泽生，就陈逢源主张实行的「社会政策」，分析了社会政策（有「社会改良主义」的意味）与社会主义的差异。^[94]不过陈逢源认为，他主张的「不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不论什么社会组织，都有社会政策的必要。」^[95]

　　 对原理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争论，直到论争后期仍然存在。而以马克思主义原理论作为讨论的重心，也是许乃昌正式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发表言论的标志。

（二）确认「国民革命」的普遍性

　　 正是在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念上，陈逢源认为中国应先「发展实业」，实业发展起来了，帝国主义势力将不攻而自倒。许乃昌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发展的可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革命、而且还必须是国民革命。于是许乃昌概括阐述了「国民革命」的理论，几乎按照着中共的论述去批判陈逢源。虽说不是创新的意见，却克服了许乃昌赴苏前的种种理论问题，仅就他认为无产阶级应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就已克服了他在〈黎明期的台湾〉的看法。不是等到整个民族都变成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奋起同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他说：

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唯一的生路，国民革命又有两种方形。一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第一种的国民革命是不会彻底的，而且不是「中国一般人民的利益。」祇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国民革命，才能打破一切压迫中国民众的反动势力。才「是中国一般人民的利益。」^[96]

　　 但是，许乃昌在社会性质问题上的看法却颇为特殊。许乃昌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间型态」。其既「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更不是普通的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过渡期。」^[97]这种型态的内容是：

一、因受外来的已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在来的封建制才急激开始崩坏。

二、封建制度虽积极崩坏，但却不能向资本制度发展。

三、外国资本主义垄断了一切市场，政权也直接间接属于外国帝国主义。……^[98]

　　 换言之，封建崩坏有余，资本发展不足。与许乃昌赴苏前的观点（将台湾视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延长）相比，「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间型态」足为一大进步。

　　 以此为基础，许乃昌确认以民主革命为本质的国民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间型态」地区的普遍性：

那末哪一种国家，便可以不必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就能够一跃而入更高级的社会呢？那是帝国主义时代，受世界资本主义所支配的殖民地式落后国家。这些国家，不是纯粹的封建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牠的唯一出路，便是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99]

　　 他认为，当时大陆上的国民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受世界资本主义所支配的殖民地式落后国家」的「唯一出路」，而不仅是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如果讨论的对象换成台湾，则许乃昌对于台湾革命性质的看法，不但是民主革命，甚至还将是与大陆一致的「国民革命」！正因为他不再简单地将社会性质丢给外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来决定，才能对革命性质有新的定位。

　　 至于国民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许乃昌认为社会发展有跳跃阶段的可能性，「各国的纯经济过程，不是绝对一样，所以没有说社会形式的发展，在各国都是完全同一图型。」^[100]他说：

总之，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个特殊的形态，所以牠的发展，也就有特殊的行程。我们不能把俄国的社会ÍÍ［革命］方式完全应用到中国来，同时更加不能把明治维新等的资产阶级ÍÍ［革命］过程，拿到中国来应用。祇有疯人院才有这种主张者。^[101]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间型态」只能采取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并且直接联系着社会主义革命，其间并未横插着一个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发展的阶段。他认为，作为「阶级合作政党」的国民党所主张的「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只是一个反映党内资产阶级要求的纲领，这些要求均将于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归于「乌有」。^[102]

　　 蔡孝干的提法与许乃昌不同，他强调必须从国际的观点来看中国所受的压迫、从改变生产关系去解放生产力；他强调「商工（业）阶级」在国民运动中的两面性，认为革命的主力只能是无产阶级──于是，革命性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乍看之下，似乎此时的蔡孝干就像写作〈黎明期的台湾〉时的许乃昌。但他的说明其实仍以民主革命纲领为内容；也就是，他将反帝国主义（这是当时规定在民主革命纲领之下的目标）与民族工商业的发达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只有革命才能给予资本主义可能的发展空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才是商工（业）阶级的勃兴、股分［份］公司发达的要素」；「我的观察是：中国若能收回海关、铁道、矿山、航海等的利权，──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即商工阶级的勃兴、股份公司发达的要素便齐备了」；「增长商工阶级、振兴股份公司是第二的问题，中国的第一关头便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103]如果革命的前途直接是社会主义，则蔡孝干对于工商阶级的保证并没有意义。就此而言，蔡孝干只是把民主革命的内容（争取民族独立、打倒帝国主义）与民主革命的前途（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已。相较于许乃昌，蔡孝干的见解反而可能容许一个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当然，这样的提法与许乃昌大不相同；但正是这样的不同，才又反映了当时对于民主革命的认识水平。

 （三）将国民革命中的左右斗争反映到争论之中

　　 更进一步，许乃昌揭发陈逢源批评苏联与共产党的言论，「原来都是学上海所谓国家主义派（其实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走狗）的机关纸《醒狮》《独立青年》杂志等的故智而已……」^[104]确实，虽然陈逢源主张改良地发展资本主义实业，却在论争的最后喊出了国家主义者的「全民革命」口号。^[105]而《台湾民报》竟然还出现把国家主义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混同的文章来声援陈逢源。^[106]

　　 实际上，许乃昌明里暗里也抄了瞿秋白不少材料。其〈驳陈逢源氏的「中国改造论」〉与〈给陈逢源氏的公开状〉两个系列的文章，大量抄录了瞿秋白在《新青年》第三号（1926年3月25日出版）上发表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07]。论战双方互把当时大陆上左右斗争的言论交锋，套到他们两人的论战上，使之无处不闪烁着当时大陆左右斗争的火光，也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改良与革命路线上的矛盾，已经激化到可能产生质变的水平。不过，大陆上的左右斗争是革命阵营内的矛盾；至于陈许两方所各自代表的改良与革命路线，则早已不是当时中国革命阵营里的话题。

　　 「国民革命」正像普照的光，让一切色彩都淹没于其中；淹没了二○年代初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战成果，也把没有参与那场论战、却又反共的政治势力──如呼应国民党右派的国家主义者──淹没进来。在国民党内及党外的反共右翼势力与共产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向着不利于共产党之方向而改变的1926年，陈逢源锐利地注意到，被许乃昌视为左派的汪精卫（1883-1944）、蒋介石（1887-1975）^[108]，「由事实上看来，他们未曾有树起社会革命的旗号，倒反常有极力的否认……他分明是实行国民主义的健将，当真不是社会革命的急先锋了。他们一派的所谓左倾，是否为忠实主义而行的，或是因利用苏俄的援助为手段的，我老实很抱怀疑。」^[109]陈逢源的看法很快就从1927年蒋介石的「4.12」政变与汪精卫的「7.15」分共得到证实。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仍奉「国民革命」为指导，却再也不是中共所设想的「民主革命」。直到1940年毛泽东（1893-1976）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才得到空前全面的论述。

（四）「中国改造论争」与文协分裂

　　 1927年文化协会的分裂，一般被视为台湾左右势力分裂的开始。1927至1928年间，在《台湾民报》与《台湾大众时报》上论及左右两股潮流的文章，绝大多数均用「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来分别之。甚至连温卿还认为，陈逢源与许乃昌争论「台湾有资本主义也是没有？」的本质，便是「民族运动」与「阶级争鬪」两种不同主张的斗争。^[110]然而，以中国改造论争中的左翼一方来说，没有一个与论者只主张阶级斗争，而是主张反帝、主张国民革命；反帝需以民族运动为基础，而国民革命正是指向反帝的、跨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连温卿对于中国改造论争的总结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文协分裂以后，左、右翼所各自标榜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运动」，都变成了极端片面的主张，要害只在于互相攻击、自我表述，最终都反过来限制了各自主张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运动」。因此，调和两者的主张势必在左、右翼阵营中各自出现：以文协分裂后的《台湾民报》来说，他们持续企图以他们所认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来调和左右分裂（蒋渭水自己尤善于此）；他们认为，「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可以兼容，并应兼容在民族运动之中。同样的状况出现在新文协的《台湾大众时报》，但兼容的结果却是阶级斗争。1928年前后﹐更出现试图弥合左右裂痕而萌生的「共同战线」论。──应当注意，调和的本身便意味着两种现实：第一，两种主张其实早已背离「阶级斗争」与「民族运动」的本来意义，只是区别敌我的标志而已；第二，文协分裂出的「左」「右」两翼其实差异并不大，否则两者不可能有调和的空间。所以绝不能仅从字面来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运动」之争。

　　 以许乃昌与《平平》同人为代表的初期台湾左翼，自始就能正视民族与阶级问题之间的联系与重要性。但文协的分裂却导致左翼主张极端片面化。仅从台共掌控下的《新台湾大众时报》强烈批评连温卿时期的新文协，指出他们当时所宣传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观念论」的口号，就能清楚地说明此一现象。^[111]

　　 总的来说，考察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时，应充分考虑彼此之间的异质性；某些概念、词语的使用、延续、转义，则是考察其同质与否的重要切入点。而异质性与同构型作为矛盾的统一，更会随着组织纪律、理论水平、与人际分野的加强而深化。因此，与其将主张「国民革命」的许乃昌与标榜「阶级斗争」的连温卿联系在一起，不如直接联系同样主张国民革命的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而许乃昌与台共始终在「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上理解、运用「国民革命」。

　　 虽然1927年的连温卿．新文协与同时期的许乃昌见解差异甚多，却与1924年的许乃昌及《平平》同人有着极其相似的论点，显然早期台湾左翼的某些观点与问题直到1928年建党前都还存在（如：「台湾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延长」^[112]、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存续至三○年代初（如：「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113]）。对于两者之间所浮现的某些共性，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两者之间存在理论的延续性；第二，两者受到某种共同背景的影响。就第一点而言，连温卿．新文协对山川均（1880-1958）理论的延续最为人所及。不过，连温卿在总结台湾左翼运动史时，也常常将平社、《平平》与许乃昌提到显著的位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并尚待深究的现象。第二点虽然也有可能，但许乃昌与《平平》同人将「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联系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恐怕自发性较为浓厚。^[114]无论如何，只有分析与征集更多的史料，才可能响应并完善上述的推测与解释。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曾如此批评这些观点：

［批评新文协及其指导下的农组］……不论是农民组合抑或劳动运动，目前均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指导下行事，然而，在此种革命的知识阶级指导份子间潜伏着极为危险的倾向（特别是农民组合公然拒绝民族革命的幼稚病）。全盘来说，左派错误的一倾向就在他们消极地否认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社会革命的直接实践这一点上。究其原因，他们对于下述两点抱着无视（或是没有理解）的态度。

（1）台湾系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2）台湾本身尚存着多种封建制遗物

他们忽略上述两点的重要性，仅顾及其表象。即认为台湾乃日本帝国主义的延长，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及阶级分化业已完成。如此皮相的观察使得台湾的左派无法避免错误。^[115]

　　 《一九二八年纲领》对于这些观点的批评，表现出台共超克了以往一切非共产国际脉络下的左翼见解；然而1924年的许乃昌．《平平》同人与1927年连温卿．新文协在共性之外的差异，也在其批评中偶然显现出来。在前者的见解中，台湾的资本主义阶级分化尚未完成，然而此种状态却是「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的前提。后者──就《一九二八年纲领》的认识而言──则肯定台湾的资本主义阶级分化业已完成（即「封建制遗物」得到清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以此为前提而被认为是现实既存的主要矛盾，故要提倡「阶级斗争」。在这种观点下，日本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被视为有着共同利益的整体，是「阶级斗争」的共同对象；至于未来的「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则只补充性地展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之量变趋势，从而被实质取消。于是，有可能在理论上团结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在1924年的许乃昌与《平平》同人之后，便不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只是一种趋势的表述。

（五）中国革命论争史观照下的「中国改造论争」

　　 当时的大陆与台湾，因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分断而渐次浮现差异性；要想借着讨论中国的改造来「偷渡」改造台湾的方案，就必须从两者的同一性来考察；也就是，把台湾与大陆同时放到改良与革命两种前途的选择上去考察的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却是从失落祖国二十多年的台湾人的现实处境所出发的同一性、是台湾社会运动所要面对的课题。在大陆，改良与革命的论争早已在一九二○年代初期的几场论战获得解决，「革命」正是由此贯穿到1949年之后无可选择的主线。

　　 仅就改良与革命的对立而言，「中国改造论争」于社运发展史上的地位犹如一九二○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左翼走向组织化、并与右翼分家的前兆。所以蔡孝干说：「自陈芳园君发表『中国改造论』以来，引起了许乃昌君蔡孝干君等的反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正在剧烈。这也是台湾思想界转换期中的特征之一。在这种形势之下，思想团体的台湾文化协会实行改组，在台湾的解放运动上，（虽是一个小过程）是颇有意义的。」^[116]但是，两方争论的内容，却有高低不同的水平。正如许乃昌在嘲讽中所点出的，陈逢源的中国改造论「却仅仅是数年前。中国研究系［系］的官僚学者张东荪，听了英国罗素的一句『中国须发展实业』而大闹特闹的旧笑话！」──笑话与否，是主观断定的结论；但是陈逢源确实在诉求上，停留在社会主义论战时期改良主义者的水平，充其量只是多喊了一句「全民革命」而已。然而，许乃昌所主张的，却是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论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论战与许乃昌之中国改造论的最大差异，正在于前者还没有纳入共产国际的组织与理论脉络之中，1926至1927年的许乃昌，却已将基础建于其上。

　　 又如果，将「中国改造论争」相较于三○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1932-1933）、中国社会史（1930-1933）、中国农村性质（1934-1935）的三次论战。^[117]则「中国改造论争」所体现的社会背景、理论水平、影响范围，以及当时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都远远不及因为国际共运与中国革命受到严重分化与挫折而导致的那三次论战。社会性质在「中国改造论争」中是一个被初步注意、却未引起争论的问题；台湾社会史、农村性质甚至不为与论者所论及。撇开水平与诉求都停留在社会主义论战的陈逢源、着重强调社会主义作为革命前景的蔡孝干、或者来函商榷的翁泽生。仅从许乃昌所阐述的正是1927年之后几近破产、那三次论战所要克服的「国民革命」，便可了解「中国改造论争」的高度与层次。

　　 最后，更值得深化研究的，则是把「社会政策」作为讨论主题的翁泽生。虽然翁泽生与陈逢源的往来对应并不多，而且也未构成论争之主轴。但「社会政策」却是早在1906年的梁启超与同盟会之间就发生过激烈争辩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改造论争中重新出现的「社会政策」问题？「社会政策」作为一个概念又在两次论战间发生过何种变化？这些都尚待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总的来看，「中国改造论争」所体现的水平，反映出除了急欲组织化的台湾左翼之外，当时的台湾思想界实际上并无准备或能力来参与这场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论战。只能像张我军（1902-1955）针对与论者的态度与真实能力作一些无关乎中国改造的议论；^[118]随后产生的一系列关于「台湾社会改造」讨论，也迅速陷入文协分裂后的派系斗争之中。但是，这场论争，确实是左右分家的警号；预示着文协的分裂，也预示着台共的成立。此时的许乃昌，已经不是当时与瞿秋白对话的、在组织外围的运动参与者，而是一个处在国际共运脉络之下的组织工作者。

六、结语

　　 综观二○年代许乃昌的思想发展，以大陆上的新文化运动启蒙与反对台湾改良主义路线为起点；在社会主义新思潮影响之下，将变革目标直接指向社会主义革命；并在逐渐纳入组织化的共产主义运动脉络之过程中，从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转化为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由于他在二○年代的极初期便赴大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思想界中，向运动尚未开展出来的中共及共产主义运动接近（这正是他与后来直接参与台共建党的谢雪红等人最不同的地方）。所以他的思想变化能够反映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发展与转折，从自主而逐渐纳入共产国际的脉络之中。又因为他个人纳入整体脉络存在着由外而内的变化过程，所以其思想又与中共理论认识有着相对不同步的发展。国民革命的持续进行，也决定了他能以民主革命纲领迎战陈逢源。于是也预示着：虽然许乃昌并未参与台共建党，但当台共建党之时，理论与纲领上都将直接在共产国际的脉络之下。比起中共在理论与纲领上「逐渐纳入」之过程，台共从一开始就有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国民革命」）就此而言，「中国改造论争」中的左翼一方──与决定中共建党的社会主义论战不同──是站在较高的基础去参与论战的。那么，虽然许乃昌在二○年代间的思想发展首先是他个人的，但他特殊的经历在这个关键的年代中，却折射出更多个人乃至台湾之外的色彩。

　　 此外，台共的成立是中共、日共、朝共协力而成的产物。当中共的瞿秋白与朝共的吕运亨于台湾共产主义史上再次出现时，正是台共建党的关键时刻。^[119]虽然当时共产国际还不能直接指导组党，却恰恰从中体现出中共（如瞿秋白）与朝共（如吕运亨）对于台湾共产主义运动长期而持续的支持，以及日共（如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付出的牺牲与努力。到了台共改组的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可以直接进行指导；瞿秋白作为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领导人，更再次出现在台湾革命的舞台上。因此，从台共的建党到改组，正反映着东亚社会主义运动在组织上最终抟成一体的过程。

　　 虽然作为历史世界的东亚世界，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瓦解。但在民众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及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却抟成了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形成一体的东亚社会主义运动。当各地的法西斯势力相次兴起，只有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组织与力量能够坚持抵抗到底，使得东亚社会主义运动在法西斯的镇压中愈发纯粹、更显一体。民主革命纲领的影响力不但愈发扩大与贯彻，瑞金与延安更先后成为东亚社会主义运动者最大的后方。即便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因共产国际的解散（1943年）与大战的结束（1945年）而走向瓦解与多样化，但台共在此一过程中的意义，是巨大的；以民主革命纲领的发展来把握这段历史，更是必要的。

　　 在以共产国际为核心的东亚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台共在1928年4月的建党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余波，这仅从台共以国民革命作为自己的民主革命纲领便可得知。从日共草拟的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的〈政治デーゼ草案〉，否定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民革命」，而非否定其为「民主革命」，更显示出当时的「国民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主革命的同义语。更遑论台共定稿的〈政治大纲〉把日共对于民主国革命性质的否定改为肯定，认为1895年的民主国就是国民革命──这或许是强调国民革命普遍性的许乃昌所未曾设想过的。^[120]在台共建党大会之后召开的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六大上，前者终结了国民革命，后者则确定了国际共运将以「阶级对阶级」为新方针、提出左倾的「第三时期」理论。因此，高举着「国民革命」旗帜而成立的台共，正象征著作为运动的「国民革命」在中国、在东亚的终结。

　　 从〈黎明期的台湾〉、「中国改造论争」、到《一九二八年纲领》，「国民革命」的普遍性（或适用性）被不断扩大、历史被持续上溯、甚至取得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主革命」同义语的地位。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本身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日共才会以「国民革命」来为台共制定纲领草案。但「国民革命」的失败，也使作为理论的「国民革命」失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主革命」的意义。^[121]当中国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主革命」新的同义语，持续至今。从「国民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能量与成败，左右了这些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是这样开头的：

本岛共产主义运动侵入的途径，其一为东京留学生在东京与共产主义者交往并受其影响者，其二为支那留学生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影响与吸收。前后两者皆应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年］前后来考察。^[122]

　　 虽然许乃昌在三○年代之后便淡出运动，但他在二○年代的经历，正是这两条「途径」从发源到汇流的过程。对许乃昌早期经历的研究，更显示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前端必须推前至二○年代初，如此才有可能正确地看待台湾共产党史乃至纲领、才能避开「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与窜改湮灭、才能完成史像的再构成。八十多年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或许总是在顿挫与血泊中推进，但顿挫呼唤着后人奋起、血字写成的历史更指向着光明；走向光明的力量不该是无益的神圣激发，而是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倘要寻求今天讨论许乃昌早期经历对于「中国改造论争」或者将来的意义──其意义，或许正在此罢！

2004年4月04日第一稿
2004年9月29日第二稿
2005年2月05日第三稿
2005年5月12日定　稿

（谨将此文，献给给予这篇文章协助的所有师友、同志，及Nancy）

笔者附志：这篇文章本是笔者于大三时投稿台大历史系第二届史学论文奖的作品。限于学识、文笔的水平，文章并不漂亮。因此，此次发表在维持原有见解的前提下经过了几次大幅度的修改，以求尽善、期能求真。在此感谢系上给笔者的荣誉与指导，也感谢《批判与再造》杂志给予这篇文章发表的机会。我想，要谢的人实在太多，不如就谢天吧！

附录一：关于许乃昌的笔名

秀湖、秀湖生　光复之后，杨云萍（1905-2000）曾在《台湾文化》创刊号所刊载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一文中说，「民国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周刊《台湾民报》的创刊，实是预备后来的新文学运动的一大舞台。在第一卷第四号（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发行），早有许秀湖氏，自南京寄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文。按：许秀湖即许乃昌。」^[123]当时，许乃昌即在《台湾文化》的主办单位「台湾文化协进会」中担任理事、总干事，杨云萍则任编辑组主任。^[124]在东京时期（1925年许乃昌离苏赴日之后），杨云萍更是许乃昌团体里的同志，^[125]所以杨云萍对许乃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作的评价与描述应是可信的；特别是，杨云萍提供了如下信息：首先，「秀湖」是许乃昌所使用的笔名（虽然许乃昌在这篇文章里所使用的笔名实际上是「秀潮」，不知是否为《台湾民报》所误排），而与「秀湖」仅有一字之差的「秀湖生」，王诗琅指出也是许乃昌的笔名，^[126]《台湾历史辞典》亦肯定这些笔名均属许乃昌。^[127]其次，许乃昌当时是在南京寄出文章的。应当注意到，附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后的写作日期是4月29日，早于〈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所附写作日期的5月29日；〈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一文也注明作者正在南京。如果从4月29日到5月29日，许乃昌都在南京，那么〈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二文自然便是在南京写就的。如此，或许也可推测写作时间在3月15日的〈欧战后の中国思想界〉也是作者在南京的作品。虽然黄得时谓写作此篇文章的许乃昌当时「在上海留学中」，然此并不见得就与杨云萍的回忆相冲突。^[128]

沫云　由于《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两种中译本的〈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一文，均将许乃昌的笔名「沫云」误植为「沐云」，所以后来的许多研究著作均谓〈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的作者是「沐云」而非「沫云」。日文原版的《台湾社会运动史》记载为「沫云」，^[129]与《平平》覆刻本比对后，证实为正确。^[130]现有的诸多著作也指出「沐云」或「沫云」即许乃昌（如蓝博洲、谢国兴著作与《台湾历史辞典》），^[131]写作〈黎明期的台湾〉的「沫云」又自言〈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亦为其作品（不过刊载〈黎明期的台湾〉之《新青年》的排版有误，把「我的」二字与文章名称「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排到一起了）。^[132]若从〈黎明期的台湾〉一文之内容来看，分别从《台湾议会と无产阶级解放》与《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等篇抄录延伸而来，体现的思路是一贯的（详情请见本文正文）。所以「沫云」应是许乃昌的笔名，这些文章正为他的作品。

附录二：许乃昌著作年表（1923~1927）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