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聖經》的女體與性愛象徵
一 、靈慾的不協調與政治記憶
《一個人的聖經》第三十七回有一個夢敘述：
「…奇怪的是你已多次做過這樣的夢，竟然成了回憶，彷彿確實有過這麼個女孩。…她們快快活活總是一群，也同男孩們交往，甚至交往的就是男人，可你無法進入她們的圈子裡。」（《一個人的聖經》p.296）
這個夢不像「男人」其他的夢。「男人」有一些現實中人，例如第五章的惡夢。而這個夢「男人」認為不完全的回憶，不完全的幻想。這個夢經常出現的女性，似乎不單是「男人」的理想對象。她男人的夢中，她有時是「女孩」，有時是「胸前鼓突突的大姑娘」，有時是「裸女」。
讓我們看看這個女性形象與男人有甚麼關係。在夢中，她和男人經常保持一種親密關係，甚至是性關係。她開放的，任男人魚肉。終歸來說，只停留在「物理」甚至「肉體」層面。如第三十七回夢中的女孩：
「她笑嘻嘻同你打鬧，你不勝篤喜，希望不是在做夢。你被她的胸脯壓住，從敞開的領口摸到她細滑的皮膚，捏到結結實實的奶，她也不遮攔，就同你鬧著玩。」（《一個人的聖經》p.294）
但這個女性潛傾在「男人」的心靈上，又是一個疏離的女性。她縱使與男人很接近，但他始終未能有思想上的共嗚，甚至出現「心靈」距離：
「她們快快活活總是一群，也同男孩們交往，甚至交往的就是男人，可你無法進入她們的圈子裡。」（《一個人的聖經》p.296）
潛意識中的女性，不但代表人內心的理想對象原型，或人類的集體記憶。她也代表人過去在內心遺留的經驗與傷痕。《一個人的聖經》出現的女性極多，她們與「男人」保持著一種生理上的親密但心理上完全迴異的關係。以「男人」與瑪格麗特為例，他們一直保持肉體上的狎戀，瘋狂性交，人前人後的關係親密，儼如一對夫妻。但瑪格麗特與男人就算性交的時候，心靈仍各有所屬，甚至思想常處於矛盾。瑪格麗特保有猶太人的苦難記憶，然而身為民族的第二代，她有保持面對劫難的冷靜距離，勇敢面對歷史。男人卻保有對中國文革的親身經驗，對苦難直接感知，因而害怕回憶苦難：
「…主人公與一個德國藉猶太裔女子的愛戀，但肉體雖結合，心靈卻各有所屬：猶太女子要追索民族的苦痛及恐怖的根源，但他要逃出中國政治的網羅，要逃出文革及中國政治中揮之不去的窒息感。」邱立本〈性是政治的永恆救贖〉
再以林為例描述這種靈慾不協調感。男人與她的性關係也滿有默契，例如男人和林可以有技巧地在父母家中，避過父母的耳目在房中做愛，也可互相相隔二十多米騎車，前後腳到景山公園打野戰。男人迷戀林的身體，成為造反派以後仍渴望她，林也有激動的性慾望，男人提出斷絕關係時也捨割不掉。然而林作為革命功臣的子女，從高貴的外國衣飾到爽快的行為也表現出權力的保障，其丈夫是一名共黨軍官。相反，男人卻欠缺政治後台所賦予的安逸感，對自己的政治出身與及檔案中的「私藏槍枝」懷有極大恐懼，讓我們看看「他」和林的一段對話：
「這是種不平等的關係！」他說出了這句話。
「為甚麼不平等？我不明白」
「你當然不明白，因為你甚麼都有，我甚麼都沒有。」
他說他不要恩賜，不是奴隸！他其實要說的是這種難堪的處境，希望過一種心地光明的生活，一時卻說不清。（《一個人的聖經》，頁94）
在這段性愛關係上，兩人的身體雖然受到滿足，然而關係之間甚至權力帶有的不協調感。這種不協調感似乎來自政治或權力。當一個極權統治到達無孔不入的地步，亦即個人生活的領域受到侵害，性關係總有意無意背負了政治的記憶，女性的身體總變得沉重。這樣的情況下，性愛再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而是涉入了無形的權力限制。
二、性愛與反抗
性慾，是一個人內心深處最原本的意識之一，私人隱蔽的行為，屬個人範疇。相對於個人意志，就是社會的法規與道德。任何一個社會總會有權力機關，以法規和道德，統治在社會以下生存的人。然而，當一個政府使用權力或暴力，壓制個人自由，消除個人聲音與意志，整合人民去為國家服務。更甚者，利用密探制度，與秘密審判機關，通常就被理解為極權主義。固然，我難以判定中國的政治局面，算不算是一個集體主義或極權主義的國家。然而《一個人的聖經》所描述的文革甚至文革後的中國，是對個人意識或社會份子加以壓制的社會。「男人」經常處於一種「白色恐怖」的狀態，對錄影機、監視、錄音、審查、軍服等等呈現一種顧慮的狀態：
「那姑娘每次來他這小屋都在左右鄰居注視下，他得讓房門半開，不是閒扯，便是喝茶。他結婚十多年來一直分居的妻子通過作家協會的黨委就找居民委員會調查過，黨甚麼都管，從他的思想、寫作到私生活。」（《一個人的聖經》，頁18-19）
在這段明確的敘述中，黨權力無處不在的訊息表露無遺。若一個人要生存，必須做出和大眾一樣的行為，像「男人」在群眾中喊文革口號，或投進造反旋渦中，或裝成一個農人。然而，我們在往後的文字中，會知道「男人」在性關係方面從不妥協，甚至在任何困窘的處境，也會做出令人費解的性行為。
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他與許倩相遇並投宿一幕。當時二人遭到盤查，許倩應是躲避造反派的家屬，不可讓人發現，最後二人躲過追捕。但驚魂未定，才剛認識的他們就做起愛上來。「男人」說：「她後來說，他利用她一時軟弱占有了她，並不是愛，可他說她並沒有拒絕。」
若果純粹是一時貪色，「他」大可進客房以後慢慢調情，然後上下其手，反正許倩在這個城市沒有容身之處，諒她也不會跑出去送死。依照「色道」，男性會慢慢試探女性，才會有進一步意圖。「他」與許倩突然的性交，顯然是被房外的造反派，亦即權力機關的壓迫所造成。正如「他」所說，那是「抑制不住的狂亂」，驅使「他」與許倩做愛的，不是慾望，而是權力的威脅。面對權力對個人的壓迫，唯有將個人的價值不斷實現，才可抵制權力，不致被其淹沒，失去聲音。而「男人」抵制政治或權力的方法，就是性愛。
三、女體帶來的救贖與成長
對《一個人的聖經》中的男人來說，女性的身體除了象徵政治的記憶以外，也是某種救贖或啟蒙。正如男人所想，瑪格麗特扮演一個修女的角色。女性在西方的文學中，一直扮演救贖的功能（如《罪與罰》的蘇妮雅）。
以事敘結構來說，林是第一個以性愛令男人成長女人。基本來說，林是男人的啟蒙者，教他從沉默變為吶喊。男人在與林有性關係以前，對權力採取妥協的方法：做一個順民、燒燬自己的手稿，試圖將自己的聲音，自這個權力無處不在，只能有一個毛思想的國家消滅。但林與男人發生性關係以後，她給予「他」不單是性方面的啟蒙，使他成為男人，也有個人意識的啟蒙。「男人」持著性愛是天堂的想法，下意識以性愛對抗權力，可說是林教會他的。事實上，林是男人的「聖母」，在危難中，她提醒男人政治背景並不單純，即私藏槍枝，並喚醒他抵抗的想法，成為造反派，將權力掌握在手中，反抗權力。她教曉男人從性關係成長，踏出成為Henry Miller的第一步。
第二個使男人成長的女性是許倩，她是造反派鬥倒的一批人，以一個受害者的身份出現。當時，男人的造反之路已走到盡頭，他開始在造反派失勢，他開始感到掌握權力不是存活的方法。在街頭武鬥一幕，死亡與他伴隨。因此他與許倩相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態使他們相擁，性交。可說是文革的《傾城之戀》，只有城傾才被迫戀愛。他不但被許倩狂亂的反應感染，許倩的處境也令他觀照到失勢派的下場。許倩告訴他：「我們命中注定是犧牲了的一代。」在權力鬥爭中，沒有得勢的勝利者，只得勢的和失勢的失敗者，整個中國意識形態下的人都犧牲了。既然要討生存，不要犧牲，只好後退：
「他已經到了無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農村有間屋，同個女人廝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別的奢望，可就連這種可能眼看也要喪失掉。」（《一個人的聖經》，p.117）
於是他便投靠知青好友融，索性學他一樣做個農夫，與農人插科打諢，和倩成為夫妻。像《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Tomas一樣，放棄城市，與Teresa一起退到農村，躲開俄國極權，養著那隻叫卡列寧的狗，快樂地死於一個雨中的車禍。然而，《一個人的聖經》中對權力的感受再進一步，入侵個人的最親密領域。男人本以為一切就此終結，但將他帶去鄉村的倩，得知他是造反派以後，對其極度憎恨，更說他「利用她一時軟弱，上了當」。在此，許倩對男人的性啟蒙是兩階段。一方面，她以受害者的身份，教他離開權力核心求存。另一方面，她又以妻子是敵人的身份，告訴他權力是無處不在。在中國，在一個被犧牲的時代，就算是小小的鄉村，也不能為政治所造成的創傷止血。
是護士令他決心逃離中國的權力、中國的傷口。文革以後，整個中國表面上開放了，但有意無意加在男人頭上的權力，像所謂的作家協會黨委、居民委員會、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如古代伍什式的集體負責形態，叫「男人」透不過氣，所謂的個人仍活在政治的陰影下。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對中國已失去信心，十多年的階級鬥爭叫他不能忘記中國土地甚至女性身體那些無處不在的權力記憶，也沒有時間等待那無日無之的權力消解。個人認為，小護士是男人最愛的，也是最後愛的一個人。不是因為她是男人在中國最後的一個女人，更甚的是，他與她的思想是男人一生遇見的女人之中最為接近。男人決心逃亡，也是因為她的鼓勵。然而他們沒有時間去愛更多，因為小護士的軍服也似乎象徵著權力，在中國的包裝下，不能擁有一個人的自由。
最後的女人是瑪格麗特，她雖與男人為萍水之交，但她早與離開中國大陸前的他有一面之緣，因此，她是男人現在與過去的唯一連結。作為經歷屠殺的第二代猶太人，她可以冷靜面對歷史苦難，也有一定的理解與聆聽，但男人只想忘記過去。「你」說：「她需要搜尋歷史的記憶，你需要遺忘。／她需要把猶太人的苦難和日耳曼民族的恥辱都背到自己身上，你需要在她身上去感覺你此時此刻還活著。」然而慢慢地，男人開始吐露自己的過去，並與過去的自己對話。女人提醒了男人，告訴他已經逃夠，是時候不為自己辯解，不為自己開脫，也不埋怨任何人。他可以以文學自瀆，放心去做自己的事。
二○○五年五月十四日